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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新聞傳播侵害名譽權的客

來源:大律師網 法律知識 時間:2019-06-17 瀏覽:779
導讀: 【侵害公民名譽權案例】關于新聞傳播侵害名譽權的客體 (一)名譽、名譽權 1.什么是名譽 新聞傳播中的名譽侵權乃是新聞傳播活動損害了公民,法人的名譽,侵犯了公民,法人的名譽權。那么,什么是名譽辭海上解釋為:“名

【侵害公民名譽權案例】關于新聞傳播侵害名譽權的客體

(一)名譽、名譽權

1.什么是名譽

新聞傳播中的名譽侵權乃是新聞傳播活動損害了公民,法人的名譽,侵犯了公民,法人的名譽權。那么,什么是名譽辭海上解釋為:“名為令名,譽為美譽,有令名始獲美譽,因謂令名曰名譽。”《布蘋克法律辭典》的解釋是:名譽是“關于一個人品格或其他特點的共同的或一般的評價。”[1]我國學者一般認為名譽是對特定的人格價值的一種社會評價[2]。這里的“特定人”包括公民與法人。具體來說,名譽具有如下特點:

(1)社會性。名譽不是單純的個體間的相互評價。相互間的評價因個人好惡不同以及與自己的親密關系的差異呈現出主觀性,如張三認為李四心地善良,而王五則可能認為李四心地險惡,詭計多端。名譽也不是自我的評價。一般說來,自我評價是與一個人應有的地位,處境和社會評價相一致的。但也存在有人因自卑而對自我評價太低,而也有人過于狂傲而自我評價趨高。由于名譽的社會性,名譽的內容在不同時代,不同社會制度中,便可能因人們的觀念和意識不同而有所不同。名譽體現為公眾對特定人的評價,這種評價,既來源于特定的所作所為,也反映了社會的價值觀及讕判標準取向。對公民來說,反映為其品行,能力等的評價;對法人來說,則反映為法人的信用、生產能力、經營狀況等因素。

(2)客觀性。雖然對公民、法人的社會評價存在于公眾的觀念中,但這并不意味名譽是一個主觀的概念。首先,名譽是客觀存在的,是公民與法人作為社會一分子,通過自身的努力和表現而應當獲得的,在客觀上直接關系到主體在社會上的地位,社會成員對其依賴度等。另一方面名譽的客觀性表現在當公民、法人名譽受損,所表現出來的不只是公民法人自我感覺的精神痛苦或信譽度下降,而在客觀上反映為社會評價的降低,他人的非議,財產的損失等。

(3)特定性。雖然對名譽是否受到損害往往依賴“合理的普通的一般人的理解”,但名譽是對某個特定的公民或法人的評價,而不是對社會一般人的評價,即名譽具有特定指向性。所以,對公民、法人名譽的毀損只能在侵害事實具有特定指向性時才成立。如泛指一些人腐化墮落或有的公司坑蒙拐騙并不構成侵權,但如果沒有事實根據特指某人腐化墮落某公司坑蒙拐騙則將民致名譽侵權。

2.什么是名譽權

名譽權是以名譽作為客體的。我們《民法通則》第101條規定:“公民和法人享有名譽權,公民的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禁止用侮辱、誹謗等方式損害公民、法人的名譽。”由此可見,所謂名譽權,乃是指公民和法人對其名譽所享有的不受他人侵害的權利。不論是公民的名譽權,還是法人的名譽權,都具有如下特征:

(1)法定性。名譽權作為一種人格權,不是與生俱來的自然權利,而是法律賦予公民和法人所享有的一項權利,受國家法律的保護。

(2)專屬性。名譽權是主體所固有的,與其人身不可分離的權利,它既不能轉讓,也不受他人剝奪,也不能由主體的自由意志而隨意拋棄。它隨著公民的出生或法人的成立而產生。權利主體的生存和存在期限內始終享有名譽權。

(3)名譽權與財產的關聯。名譽權作為一種人格權利,其本身不具有財產利益,也不能用貨幣來計算其價值。但它體現了主體的重要的精神利益,并且與財產利益有著密切的聯系。所以楊敦和先生認為名譽不僅能為“個人爭取友誼、贏得尊敬、滿足心理上之基本需要,且隨美名而來的形象與信用,亦可增強吾等交易上之地位,擴大吾等對社會之影響,進而獲取各種經濟上或精神上之實益[3]。”所以侵害名譽權的行為往往會給當事人造成精神上和物質上的損害。

(4)名譽權為絕對權。絕對權是指義務人不確定,權利人無需經義務人實施一定的行為就可以實現的權利。名譽權的行使,不必借助他人的積極行為,只要義務人不加妨礙和侵犯,名譽權就可以實現。

3.新聞傳播中名譽權的特點

新聞傳播中的名譽侵權與一般的名譽侵權一樣,都表現為對公民或法人的名譽權的侵害。但新聞傳播中的名譽侵權因其主體的獨特性而與一般的名譽侵權有所不同。

(1)從主體上看,新聞傳播中名譽侵權的主體主要是通過合法程序成立的新聞機制和專門從事新聞活動的新聞工作者。從我國現目前來看,新聞機構包括報社、期刊社、圖片社、通訊社、廣播電臺、電視臺、發布新聞的網絡媒體等。而新聞工作者則包括編輯、記者、通訊員等。一般說來,在實際司法實踐中,編輯往往并不獨立承擔法律責任。侵權責任基本上由新聞機構與作者(主要是新聞記者)承擔。

(2)從內容上看,新聞傳播中的名譽侵權是在新聞傳播的活動過程中對公民和法人的名譽權的侵害,具有表現為新聞采訪、編輯、發布過程中的名譽侵權,如果新聞機構和新聞工作者從事非新聞活動而侵害他人名譽權,則不構成新聞傳播中的名譽侵權。如新聞機構內部的一些經營部門從事的其他任何商業性活動造成名譽侵權,或新聞工作者在工作之外對他人名譽權的侵害,都只能視為一般名譽侵權。

(3)從行為特征上看,新聞傳播侵害名譽權的構成要件之一是新聞必須已通過大眾傳播媒介公開發表。即只要報刊已出版發行,電視、廣播節目已播出,并已被受眾所接收到,便可視為已傳播出去而可能造成侵害名譽權事實的成立。但登載于《內參》上的材料不構成名譽侵權。1998年《解釋》第二條:“有關機關和組織編印的僅供領導部門內部參閱的刊物、資料等刊登的來信成文章,當事人以其內容侵害名譽權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4)從對他人權利所造成的后果來看,新聞傳播造成名譽侵權的后果往往較一般名譽侵權嚴重。由于新聞傳播中的名譽侵權通過報紙、廣播電臺等大眾傳播媒介的公開傳播而構成,比起一般的人際傳播所引起的名譽侵權而言,其影響范圍更廣泛,程度更深刻,并且損失更難以彌補。尤其是印刷新聞媒體,由于其易于保存性,有可能許多年后,還有人會看見新聞作品并對當事人產生不利的評價。而且,即使事后的救濟,如更正、道歉、又因有可能無法完全覆蓋原受眾范圍而導致侵權影響的難以完全消彌。

(5)從權利的對等性來看,一般名譽侵權當事人雙方往往因為與己切身有關聯的利益的維護和紛爭而引起,侵權方與被侵害方在很多時候存在著直接的利益沖突。而新聞傳播所引起的名譽侵權中,由于新聞機構與新聞工作者的活動是為滿足公眾知曉權和言論自由的一種公益的信息傳播活動,所以其與被侵權者之間的沖突并非與自己直接利益緊密相關的沖突,而呈現出一種公權(輿論監督權)與私權(公民、法人的名譽權)的沖突。如何處理新聞傳播與名譽侵權的關系,則體現了這兩種權利的配置與平衡問題。

(二)法人的名譽權

法人是具有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依法獨立享有民事權利和承擔民事義務的組織。所以法人作為獨立的民事權利主體,也和公民一樣享有名譽權。法人的名譽是對法人的商業信用、資產經營活動、成果等方面的評價。法人的名譽是在它的整個活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反映了社會對它的全部活動的總評價。法人的名譽權是指法人對其全部活動所產生的社會評價而享有的不可侵犯的權利。根據《民法通則》第36條規定:“法人的民事權利能力重要民事權利,是法人一經成立就應當享有的一項權利,到法人終止時即喪失。在這期間,法人的名譽權是與法人的人身不可分離的,法人便理所當然地享有對其名譽權進行維護,使之不受任何組織、個人侵犯的權利。

我國《民法通則》將法人分為企業法人、機關事業法人與社會團體法人。

企業法人的名譽權與財產權的聯系非常緊密。好的名譽對企業來說本身就是一筆財產,能為產品帶來銷路,給交易帶來合作伙伴,從而使其更具競爭力。而名譽的毀損,則很可能直接導致產品滯銷,合作信譽下降,失去市場競爭力,使企業收益收到影響。新聞傳播對企業名譽的損害,可表現在不正當評論企業產品質量(如指責其生產的產品為偽劣產品、假貨、未達指定標準等),服務水平(如服務態度惡劣、水準低等),商業信譽(如不講信用,沒有支付能力等),服務水平(如服務態度惡劣、水準低等),商業信譽(如不講信用,沒有支付能力等)、財務狀況、經營管理水平等,都有可能使企業的客戶對其產生不信任感其至放棄使用其產品、接受其服務,使企業承受直接的經濟損失。

機關法人在我國目前主要指政府各部門機關,因其本身的為人民謀福利的性質和必需受輿論監督的特點,留待下一節“政府的名譽權”中專門介紹。

事業法人與社會團體法人是從事非營利性的各項社會公益事業的法人,對其名譽的毀損較少會造成直接的經濟損失,但對這些組織和機構的名譽毀損往往會使其喪失公眾的支持,導致吸收會員的能力下降,難以募集到資金或獲得財政上的援助。如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訴香港《壹周刊》誹謗希望工程案。

1994年1月21日,香港《壹周刊》以大字標題刊登文章稱希望工程大筆善款失蹤,而文中所引個案完全與事實真相不符。此文一出,導致希望工程在香港所獲捐款大幅減少。香港的希望工程在1992年所獲捐款達2077萬,1993年達2698萬,而《壹周刊》誹謗文章之后,1994年只收到1700萬捐款。1994年6月16日,中國青少年基金會起訴《壹周刊》誹謗希望工程。2000年香港高等法院判決《壹周刊》誹謗罪名成立。《壹周刊》賠償希望工程名譽損失350萬港元,賠償希望工程捐款損失135萬港元。

(三)政府的名譽權

在相當長的時期,我國新聞單位的經費由各級政府撥給,新聞單位實際上是黨政機關的一部分,各級報社、電臺和電視臺實際上都是各級黨政部門領導機關的“機關報”、“機關臺”黨政機關對這些新聞事業單位進行直接管理,宣傳什么,批評什么,怎樣宣傳等都是由黨政機關直接決定,所以新聞傳播與政府各機關之間根本不會出現任何不合諧,更不會有見諸法庭的尷尬場面。但近年來,隨著我國整個社會經濟的轉軌,從前單一的機關報、機關臺的新聞事業體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同時,政府工作透明度提高,社會輿論監督的加強,新聞媒體對政府各部門活動的報道有了很高的自由度,便難免出現新聞批評報道與政府各部門的摩擦,甚至出現了政府部門起訴媒體侵犯其名譽權的案件。如齊齊哈爾市二輕局訴載煌及《南方周末》等十家報社名譽侵權案和廣西北海市交警支隊訴《南方周末》名譽侵權案。齊齊哈爾市二輕局認為1998年3月27日發表于《南方周末》的戴煌的長篇報道《工人投票罷免瀆職廠長齊齊哈爾連發三起血案》,“助長了無政府主義思潮的泛濫”,“報道的發表使局領導的威信下降,工作上指揮不靈”,并“使二輕局和市委、市政府蒙受了不白之冤”,“使人們對齊齊哈爾市的社會治安和投資環境喪失信心。[4]”2001年11月13日,哈爾濱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報道“嚴重響了齊市黨政機關的形象和社會穩定”,判令戴煌,《南方周末》等向二輕局“賠禮道歉[5]”。而廣西北海市交警支隊則認為《南方周末》在“劉秋海事件”中的報道中對其行政行為的批評損害了其名譽、形象。廣西北海中院和廣西高院均認定侵權成立[6]。僅從這兩例判決來看,我國司法實踐實際上認可了政府名譽權的存在,并給予了相當寬泛的保護。

從國外司法實踐上看,政府機關在一般情況下是不能對就政府行為的批評提起名譽侵權之訴的。如美國最高法院就曾宣布政府機關提起誹謗訴訟是違憲的。1923年,《芝加哥論壇報》在一篇報道中稱芝加哥是一座即將完蛋的城市。信譽已經瓦解,就要瀕臨全面破產。芝加哥市政府指責該報道破壞了其債券市場的信用并給城市造成了大量財產損失。因而起訴《芝加哥論壇報》誹謗。伊利諾斯州高級法院駁回了起訴。伊利諾斯州高級法院認為,寧肯讓不負責任的報紙或公民不受懲罰,也不能讓人民從此懼怕對不負責任的、腐敗的政府提出批評[7]。

在我國,新聞機構的日常工作實際上在很大范圍內處于行政機關的管理之下。如對于報刊質量的管理,達不到標準的,違反宣傳紀律的,會受到停辦或撤銷登記的處罰。廣電部門也建立了審聽制度,發現違法違規的情況,會予以批評教育或追懲。即使不是新聞媒體的直接主管機關,對于新聞傳播中的批評,某些行政機關如認為批評有損自己的形象,也往往會動用行政力量對媒體,新聞工作者的批評進行阻撓、抵制,甚至打擊報復。如1998年4月7日,河南泌陽縣一個體司機酒后駕車肇事逃逸,泌陽縣廣播電臺記者魏家強由此采寫了“泌陽出了個‘張金柱’一文發表,該縣縣委書記、宣傳部長認為批評稿敗壞了泌陽現象,以行政手段責令廣電局嚴肅處理,廣電局即以魏“違反了宣傳紀律”為由,下發文件將魏開除[8]。另據《農民日報》報道,2000年9月19日,該報刊發《貧困縣里的“闊”書記》一文,對國家級貧困縣——四川省敘永縣委書記巫俊明屢次超標準用車和購車的違紀行為進行批評,致使該書記十分惱怒,敘永縣縣委辦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各級鎮及涉農部門把9月19日《農民日報》全部收回并燒毀。

從這一點看,行政機關與媒體的地位往往處于是不對等的境地。兩者并不是平等的民事主體,完全適用《民法通則》的名譽權的有關規定是欠妥當的。從法律上講,政府部門屬于機關法人,是依法行使國家權力的部門。與普通法人不同,為行使、代表國家處理行政事務的職責,政府各部門被賦予了特殊的權力,這就使得其許多時候已不是民事權利的主體,而是行政法上的主體,更不應單純將其等同于一般民事主體對其名譽權施以保護。我國《憲法》第27條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必須依靠人民的支持,經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聯系,傾聽人民的意見和建議,接受人民的監督,努力為人民服務。”第41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也規定,國家公務員必須“密切聯系群眾,傾聽群眾意見,接受群眾監督,努力為人民服務。”可見媒體的輿論監督權是公民的憲法權利經由公共手段(媒介),在新聞傳播領域中的再現與行使。其出發點即在于通過吁請社會力量的廣泛關注,借以發揮輿論的建設性糾偏作用,從而來保護公眾利益,促進國家權力機構的良性運用,這實踐上是公民的不可剝奪的一項政治權利[9]。而且,行政機關執行公務時的行政行為是為人民利益而進行的與公共利益有關的行為,理應讓民眾知曉,評論;而輿論監督的威力,并不是來自新聞或新聞媒體本身,而是來自新聞背后所代表的民意。所以有學者主張,“批評行政機關濫用職權,根本不存在侵犯名譽權”[10]。

“不受約束的權力必然會產生腐敗”。行政部門由于手中有權力,這就使它有了可以利用手中之權干涉新聞監督,抵制批評的可能。沒有輿論的監督,行政機關侍權為所欲為,不能正確對待批評,顯然是違背公共權力運作的公開性和透明度原則的,也將導致對民意的箝制。“如果我們執行公務的國家機關都以任何一個公民或者新聞機構對它的批評,哪怕用語尖銳一些都是侵權的話,那么這樣一個國家的機關就太專權了……”[11]

(四)公民的名譽權

公民的名譽是指有關公民道德品質、生活作風及其他素質的社會評價。公民的名譽權則為公民對自己在社會生活中所獲得的社會評價即自己的名譽,依法所享有的不可侵犯的權利。我國《憲法》和《民法通則》都對公民的名譽權進行了保護。在新聞報道中,對公民的報道、評論如與事實不符,或有侮辱、誹謗人格的內容,是會認定為名譽侵權的。

在新聞傳播對公民的名譽權的論述中,法學界與新聞界在學術討論中都提出了區分公眾人物的概念。如孫旭培、魏永征等所寫的有關新聞侵權的專著,王利明的《人格權法新論》和《人格權與新聞侵權》,張新寶的《名譽權的法律保護》等,都對共眾人物有所論及。

實際上公眾人物是美國誹謗法提出的概念。在1964年《紐約時報》訴薩利文案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公眾官員(publicofficials)起訴誹謗時必須證明媒體有實際上的惡意(actualmalice),即明知內容錯誤或毫不顧及內容的真假而輕率地發表。在1967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又把這一舉證責任擴大到了公眾人物(publicfigures)的身上。在1974年的格茨案中(vs.welch),大法官帕威爾(Powell)認為公眾人物為追求他們的名譽地位而自愿將自己暴露于公眾的注意和評論之下,并且他們極易獲得媒體的關注,也容易獲得渠道傳播自己的觀點,足以減少他們因受誹謗而遭致的名譽減損。而對普通的私人個人(privateperson),他并未邀請公眾的關注,更容易受到媒體的傷害而自身無力還擊,所以就需要法律提供更多的保護。

我國法律雖未明確提出“公眾人物”的概念。但《憲法》41條、《公務員暫時條例》、法官法、檢察官法、人民警察法特別規定了人民法官、檢察官、民警必須接受法律監督利人民群眾的監督,接受社會監督。說明我國現行法律至少把國家工作人員與普通老百姓區別開來,前者有接受監督的義務(包括新聞媒體的監督)。在名譽權問題上,他們應享有相對更少的權利。如徐州市文化局長吳敢訴徐州作家袁成興名譽侵權案中。袁成蘭于1993年3月l在《上海法制報》上發表文章《梅花獎舞弊隨想》,批評吳敢在第九屆梅花獎評獎活動中,采取請客送禮等手法拉攏評審委員進行舞弊,從而使徐州的一位演員獲得大獎。其中有“鉆窟窿打洞,弄到數十萬元巨款,完成因公行賄……”等十分尖刻的用語。吳敢由此訴至法院。案件歷經4年,幾經曲折,江蘇省高院最后提審判決撤銷一、二審判決,駁回吳敢訴訟請求。并且在審理中法院認為文中雖然言詞犀利,個別提法欠準確,但基本內容屬實,出發點是積極的,善意的,不構成侵權。并且,合議庭評審時還特別強調“批評性文章是否侵權應考慮公共利益。”[12]這一案例說明在司法實踐中我國也已經開始考慮到新聞媒體輿監督權與公民名譽權的平衡,并嘗試對政府官員名譽權的限制。

另外,新聞傳播名譽侵權中還經常涉及到名人(如歌星、影星、節目主持人)等公眾人物的名譽權的問題。對這一類案例,由于所涉當事人非國家工作人員,無法援引《憲法》有關規定抗辯其有接受批評、建議的義務。這就使得新聞工作者和媒體很容易惹上名人官司,并且大抵敗訴。而實際上,這些公眾人物是與普通公民有所不同的,他們本來就生活在公眾的漩渦中,他們的言行、舉止在很大程度上已成為公眾關注、追逐的話題;離開公眾,他們也無從獲得已有的聲名和地位,所以他們已在公眾生活中獲得利益,理應接受公眾的監督。而且,很多時候,公眾對其的評述己不僅僅是征對其個人,而是由此引發的一類社會問題、現象等,是與公共利益有關的話題,應允許不同的意見和看法。另外,公眾人物確實有比普通人更多的接觸媒體的機會,一篇報道其名譽的損毀是完全可能被其他更多報道所抵銷的。

如李怡青十萬元征婚廣告事件,《南方都市報》在1997年11月11日對征婚廣告大加指責,而11月14日同在廣州的《羊城晚報》卻以截然不同的態度發文,并發表李怡青自己的觀點,11月17日上海《青年報》則秉持中立,較客觀地反映社會各界看法。整個事件中,各方評說實際上也不只是征對李怡青個人而言,而是對一種社會現象,一個公共話題的討論,并且李怡青自己的觀點也得到了充分表達,需要澄清的也可以得到澄清,對其名譽應該是并未帶來多大壞的影響。[13]

而對一個普通人來說,一旦其名譽權受到大眾傳播的侵害,其原有的平靜生活被打破,不得不生活在公眾的非議中,并且也難以再次得到媒體的垂青而獲得發表自己的觀點,使事實早日澄清。如奚弘訴《人民日報》等名譽侵權案、《人民日報》在1988年7月20日第四版刊登題為《喀什市建管局領導軟弱無能,奚弘怠工亂狀成特殊公民》一文,稱奚弘“看誰不順眼就告誰”、“強詞奪理”、“撒潑耍賴”、“越級上告”等。此文一出,給奚弘工作生活帶來極大困難,精神上更是遭受巨大痛苦。作為一個普通老百姓,面對強大的黨報,幾乎難以找到申訴的機會。訴訟之路都走了8年才換得媒體承認“個別用語失當”,賠禮道歉并賠償損失[14]。

對普通民眾來說,如法律不對其施以救濟,那么其將永遠處于“弱者”的不平等地位。因此對新聞報道與公民名譽權的沖突,應更多地保護一般公民的名譽權,并向私人事務中所涉及的名譽權保護傾斜。對公眾人物的名譽權,則應更多地考慮公眾利益和人民的言論自由權利強調公眾人物對輿論監督的較寬泛的“容忍度”。

[1]Black’slawDictionary,WestPublishingco.1979P1171-1172

[2]參見羅東川“論名譽權的概念和特征”《政治與法律》1993.2

[3]楊敦和“論妨害名譽之民事責任”《輔仁法學》第三期

[4]“一篇報道‘惹百萬索賠’《商務早報》2000年1月20日。

[5]《南方周末》2001.1.18

[6]“劉秋海事件法律論證會”《南方周末》2000年1月14日。

[7]KentR.MiddletonBillF.ChamberlinThelawofPubilcCommunicationLongmanPublishingGoup1994P73

[8]昝愛宗等《第四種權力-從輿論監督到新聞法治》民族出版社1999P35

[9]同[6]姜明安語

[10]顧培東“對司法的輿論監督”《法學研究》1999.6

[11]同[3]江平語

[12]參見施芳“梅花獎風波的是與非”《新聞記者》1995.9

馮英子“袁成立官司勝了”《新聞記者》1997.5[13]賈亦凡“十萬元征婚廣告是耶非耶”《新聞記者》1998.1

[14]參見王強華、魏永征主編《輿論監督與新聞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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